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漏网之鱼:我为什么侥幸没被打成右派?

2019-07-05来源:小王聊社会

选自《文史精华》2005年第12期

     

韩羽(1931.2—)中国著名画家、评论家、漫画家。山东聊城人。1948年后从事美术创作。建国后,历任《邯郸农民报》、河北省美术工作室、《河北画报》、河北工艺美术学校编辑、河北工艺美术学校教员,河北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,中国美协第五届理事和河北分会副主席、名誉主席,河北省文学艺术研究会名誉会长,现为河北画院一级美术师 。


        我国老一辈艺术家,著名书画家韩羽先生,50年代大画其漫画,以讽刺、针砭时弊为业,且他本就思想“落后”,人又“嘎咕”,“不着调”的话平时不会少说。在“反右”运动中,这样的人还能不被划为“右派”?结果竟然不是,好不令人奇怪;还有在文革中,他虽如惊弓之鸟,但到底也是漏网之鱼。莫非他戏听多了,书看杂了,有诸葛亮能掐会算之功?抑或是他在密室里练就一种神功,有瞒天过海之术?带着种种疑问,我采访了他。下面就是我的采访记录。

 
  闻章(以下简称闻):像我这样年龄的人,只能从别人的回忆文章中,得来点“反右”、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情况。我想,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独特遭遇,我很想听您说说。 


  韩羽(以下简称韩):好,我说一说。反右伊始,很偶然的,一个人的名字和我纠缠在了一起,在我眼前晃来晃去。你猜是谁? 


  闻:我猜不到。 


  韩:你猜不到,任谁也猜不到。今天我是第一次向你透露:诗人流沙河。反右运动中,报纸最热门了。每来了报纸,大家你争我夺。当然,动机不同,各有各的心思。我是看热闹。因为自觉着是农村长大的小青年,虽有名利思想,个人主义,与“资产阶级”是沾不上边儿的,最多是个“小资产阶级”。反右明明白白是反资产阶级右派,与我何干?嘿,今天批章伯钧了,还登了照片哩。罗隆基文质彬彬,的确像个“资产阶级”……章伯钧是个胖子……看报就看这个哩。 


  有一天,看《人民日报》,看来看去看见了个新名字——流沙河。嘿,这不就是《西游记》里沙和尚的根据地?这名字起得有意思。且看这流沙河是何等样的“资产阶级”?是《草木篇》,是诗哩。看看这诗“毒”在哪儿?从头看到尾,从尾再看到头,颠来倒去,我挠开了后脑勺。我怎地竟看不出像批判文章指出的那“毒”来?我正自愧认识水平不高,猛地心里一震,想起了我画的那些讽刺“官僚主义、教条主义”的漫画。如果说《草木篇》有毒,我的那些漫画呢?写诗的能打成右派,画漫画的呢?别慌!别慌!且往下看。看看这流沙河是何等样的老资产阶级。不看不知道,一看吓一跳。我的娘啊,他不大不小,正好跟我同岁。我赶忙把这张报纸叠巴叠巴藏了起来。 


  就从这时起,本是遥远得不沾边儿的“右派帽子”,突然悬在了头顶上。越想越怕,越怕越想。万一真的有那么一天,还想当画家哩,玩儿完了!这一辈子可长着哩,怎么办哪? 


  饭不香了,觉也睡不着了,可还得在人前强颜欢笑,装得没有那回事儿。可内心里却开着锅,火烧火燎,恨得只想扇自己两巴掌:谁叫你鬼迷心窍响应号召画那劳什子的“官僚主义、教条主义”漫画?你竟是我的勾命鬼。你先让我尝了甜头,然后又把我陷在坑里,恨死你了。再说,你吃饱了撑的,你“鸣”的什么“放”!这可好,让人家记者给登在《河北日报》上,白纸黑字,板上钉钉。 


  你猜猜我此时的心态?我告诉你吧。我越思摸越觉得和流沙河一模一样,可越觉得一模一样,越怕和他一模一样,越想把他推得离我更远些。人们不是说“同病相怜”么,不,这时的我正相反,是同病相斥。 


  我最怕的是流沙河被打成“右派”,是因为那首诗。我最希望的是流沙河被打成“右派”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。忽地又从报纸上看到了流沙河的消息,他家竟是大地主。我松了一口气。我家是富农。富农和地主差着一个档次哩。地、富、反、坏,他是第一,我是第二哩。我终于找到了我们的不同点。可这个不同点微乎其微,自己都觉得仅是泥佛和土佛,差别不大。我真盼着流沙河有个人命案子才好哩。 


  我和流沙河先生缘悭一面,他再也没想到,我们曾一度竟是“张三感冒,李四打喷嚏”哩。 


  闻:那时的你,真令人啼笑皆非。可在啼笑皆非的背后,也让我感到了恐惧。 


  韩:精神压力,无处不在。我再说说老刘。老刘已作古多年了,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,因为这不是什么光明磊落的事。 


  有一天,下班后一起回家的路上,他突然冒出一句,小声地冲着我的耳朵说:“韩羽,你的那几幅漫画……”只这半句,不往下说了。就这半句,我也完全了然了。我像被扎了一针。人怕揭短,何况这不仅是“短”,是要命哩。你既然“哪把壶不开提哪把”,我也给你来个“哪把壶不开提哪把”。我精心安排了个我俩单独在一起的机会,像是无意间有一搭没一搭地说:“老刘,你说的‘人事处就是本机关单位里的派出所’,这话千万可不要对别人说了。”我瞅着他的脸色,倏地白了。我心中暗喜,终于报了这“一箭之仇”。 


  其实,我们两个最投脾气,老刘,老实本分,胆小怕事,我把他从来都看成忠厚的老哥。可是他为什么突然冒出那么一句,还惹得我向他报“一箭之仇”?若说他是有意搞我,我一百个不信。我思摸来思摸去,明白了。他是“以攻为守”。意思是:运动越来越深入了,以后开会发言,你韩羽不要冲着我来。我先给你提个醒:我也抓着你的小辫子哩。到底老刘长我几岁,能防患于未然。当我明白了老刘,我忽地成熟起来了。你看,那时就连好朋友,都彼此相互提防着,人学精了,人也坏了。 


  闻:看来,人可以改造环境,环境更可以改造人。

 
  韩:后来“流沙河”淡化了,因为有了小冯。流沙河远在四川,小冯近在河北。曾同过事(后来调外单位),而且年龄比我还小哩,也是“右派”了。我这回算是瞎子害眼,没好了。撒手闭眼,走到哪儿算哪儿了。 


  我们画报社和文联、文化局在一个院子里。随着“反右”运动的深入,一忽儿听到东边猛地一嗓子:“快交代!”一忽儿听到西边猛地一嗓子:“不要耍死狗,快说!”四面楚歌。我们画报社夹在中间,你想是啥滋味?如坐针毡。只要那边一吼,我心里就扑通一声。画报社直到这时还没抓出“右派”来哩,人家别的部门都进入批斗阶段了,我们还没动静哩。领导急,我们也急。领导急着只要抓出“右派”,不管是谁。我们群众也急着只要抓出“右派”,可千万不要是“我”。 


  领导更沉不住气了,不迭声地催促:“难道咱画报社一点问题都没有么?大家一点缺点都没有么?发言啊!”可大家伙你看我,我看你,大眼瞪小眼,谁都不吭一声。就这样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地熬。 


  领导走投无路了,只好放弃“民主”,来“集中”了。说:“有的同志,说我们下乡深入生活是‘赶鸭子’,大家可以谈谈嘛!”好家伙,冲我来了。大家都知道,这句话是我的“名言”。 


  这时,你猜我怎么样?我像《三侠剑》里的“棍扫群雄”的蒋伯芳,给逼到了绝处,也就豁出来了。我眼观六路,耳听八方,两眼扫了这个扫那个(好在也就七八个人),谁第一个跳出来不客气,我就对他不客气。上面我不是和你谈过老刘那件事么,这时真的显出它的灵验了。谁也不吭声,领导也没了辙,大家继续大眼瞪小眼。 


  好险,俗话说“惊弓之鸟、漏网之鱼”,你说我此时像不像“漏网之鱼”?直到给“右派”平反之后,我才敢开玩笑说:我没被打成右派,是我福大命大造化大。这话我才不信哩,这个谜,我思摸了多年,若说是领导保护了我,刚才已经说过了,他还想把我往里推哩。我思摸的结果是我的“缺点”助了一臂之力,把我解救了。平常时,有人背后叫我“刺儿头”,何叫“刺儿头”?“刺儿头”就是满头带刺,不好惹。可话又说回来,你如果不招惹我,怎地知道我不好惹?我没少吃了它的亏;也没少沾了它的光。说吃亏,是年年为了它写检查;说沾光,是很少受人欺侮。凡事有利必有弊,有弊必有利。这一回,我沾了它一个大光。你想,在会上,领导已经暗示了,大伙为何还不吭声?大伙就那么爱护我?才不哩,巴不得我成了“右派”哩(按指标,画报社抓出一个“右派”就够了)。我成了“右派”,大伙也就不必天天坐在这儿提心吊胆为自己担心了。这是其一。还有其二,你想,谁平常里说话,就百分之百的正确,没个漏儿?没个小辫子?谁又不知我嘴不饶人?在这种情况下发言,可不是开茶话会,傻子才第一个打头阵哩。人人心怀鬼胎,领导的暗示,泡了汤了。过了这村没这店了。领导不好再作第二次“暗示”了。再说,八成是领导也自忖着自己有小辫子。狗逼急了跳墙,给咬一口怎么办?就这么着,我过了这道坎儿。我还要说明一点,就凭我这个样儿,假如换成别的单位,兴许更倒霉,更在劫难逃。在此是福,在彼是祸。世上任何人和事,都有它的特殊性。 


       闻:万一有个“愣头青”第一个站出来,一发言,别人也就齐打伙地上来了,你再嘴不饶人,一人难敌众口。再说,一旦你成了目标,也就取消了你的“发言权”,说不定打入另册了。 


  韩:偏偏就没有那个“愣头青”,要不怎么说我“福大命大造化大”哩。听我往下说。大家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,又煎熬了几天之后,是在会间休息时,有的去打开水,有的去上厕所,也有的坐着抽闷烟,一同事某甲(不说姓名了),拿着一沓稿纸,递给了领导。领导接过去看了一会儿,猛地一拍大腿:“哈哈!哈哈!”高兴得像捡了个大元宝。他的笑声,引起大伙的好奇心,拥了上去,一看,是一篇小说,标题叫“烙印”。那个时代,一看“烙印”二字就扎眼。再一看,作者是同事某乙。大伙心里一下子由阴转晴,可有个“顶缸”的了。

 
  这小说是某乙模仿刘宾雁的干预生活的写作路数写成的,据说是被某刊物退回的,可他没有毁掉,放在箱子里。某甲某乙,同住一屋。某甲从某乙的箱子里拿了这稿子,交给了领导。某乙耳朵聋,很少和别人有鸡毛蒜皮的矛盾,总是趴在桌子上看书,因而多次被评为学习模范哩。 


  我们虽然没有哈哈大笑,但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,和领导同样高兴。而且还有滋有味地品尝这“高兴”。有的说了:“这么看不方便,贴到墙上不好么?”有的一蹦三跳地跑去找图钉去了。对着张贴在墙上的稿子,老刘凑在我背后,大拇指一翘说:“真他妈的毒呦!” 


  时过境迁,现在且反观一下我们那时的行径。 


  先说领导。领导可是老干部、老党员了。看见那“反党的毒草”,竟像捡了个大元宝,高兴得直拍大腿,大奇! 


  再说我们大伙吧。本来是谁也没得罪过谁,和和气气,可是你防着我,我防着你,都盼着对方掉在坑里,人心像是被狗吃了。 


  就说某甲从某乙的箱子里私自拿出稿子交给领导,你可以说这行径是“鄙”,不为人所取。这是你说。可是我们呢?这“鄙”对我们有恩,是它解脱了我们,救了我们。我们应不应该对它感恩?我们说它“鄙”,是我们忘恩。我们若是对它感恩,我们的道德观又得颠个个儿。 


  闻:这使我想起萨特说过的话。他说:“他人即地狱。在地狱的边沿,如果必须有人下去,都希望不是自己。” 


  韩:萨特如是说,莫非他也经过“反右”运动? 


  闻:“文化大革命”时的保定,听说两派打得很厉害,你是哪一派? 


  韩:我是逍遥派。刚才不是和你提起过,在“反右”中的那位见了“反党的毒草”欣喜若狂的老革命领导么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一开始,是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。扫了没几天,又坚决打倒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了。这位领导成了当然的“走资派”。以前革别人的命,这一回被人“革”了。就好比唱戏,本是唱惯了红脸的,忽然唱起了白脸。角色转换得太快,一时适应不了。你想,这戏能不乱了套?我接着说我们那位“走资派”领导。他原是在参加上级单位举办的学习班时被揪出来的,我们单位的造反派排着队,喊着口号把他押了回来。本是夏天穿的单衣,可他的背上被糨糊和标语糊了一层又一层,厚厚的像盔甲。你读过卡夫卡的小说,简直像极了《变形记》里的那只甲虫。“甲虫”立即被关进了“牛棚”。所谓“牛棚”,也就是我们大院里的一间宿舍。“牛棚”的规定是:“走资派”不能迈出门槛一步。上厕所要请示。门必须开着(为了便于监视)。一天下午,我正在厨房里打开水,院子里一伙“革命群众”集拢在一起下象棋。我还需讲一下,我们这位“走资派”领导,就是个棋迷,他和别人的不同处是他从不亲自和人对垒,他喜欢当高参,给人出招儿,且越俎代庖,硬是拿起棋子替别人走。年深日久,已是习以为常了。这时院子里的群众,一忽儿高喊“出车”,一忽儿高喊“飞相”……我在厨房里瞧得真真的,那位“走资派”领导,就在门里扶着门框,脖子伸得老高,死死地盯着人群。我想,大概是他的棋瘾给勾起来了。我把打开水的事忘到了脑后,也死死地盯着他。再也没想到,他一步跨出了门槛,老天爷,这可是“越狱”了。他仍伸着脖子往前瞅,瞅着瞅着又往前迈了两步。我想,快要有好戏看了。果然又是几步,走到了人群的背后,挤着往里瞅。突然他弯腰伸出手去,喊了一声:“跳马”。人群里另一个声音也喊:“不,不,拱卒。”人群有点乱了,像是两人在争夺棋子。“必须跳马”,“得了吧,我的老主任”。别的观棋人也参与进来,有的说“跳马”,有的说“拱卒”。正闹闹嚷嚷,不可开交间,忽地愣住了。有人发一声喊:“你他妈的反革命,你滚出来干什么?”这位“走资派”也立即醒悟过来,咚咚几步,跑回“牛棚”去了。这伙群众义愤填膺,尤其是那位喊了一声“主任”的,更是觉着受了莫大侮辱,想是为了划清界限,几步蹿到“牛棚”门口,高呼“打到走资派×××”。 


  我刚提到了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,是因为看到我们的这位“走资派”领导的后背上,被糨糊和标语贴得厚厚一层,像甲虫一样,由此联想起了《变形记》里的甲虫。这仅就外表相似而言,其实,何止仅仅外表相似?比如,同样是成了另类,同样成了“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”,可又都有着人的情感、欲求及尊严……卡夫卡的“甲虫”,据说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异化,但终又是虚构的小说人物。可我们的这位“走资派甲虫”,却是活生生的。 


  闻:除了“甲虫”,还有哪些人和事? 


  韩:说说老杨吧。老杨是十三级以上的老干部,“反右”中成了“右派”,整天价嘻嘻哈哈,是个和善的老头儿。分派我俩值班看守“牛棚”。造反派头头三令五申:若是“牛棚”里的“牛”跑了,唯值班人是问。我俩的值班时间,是从8点到12点。我俩私下里又分了工。我是8点到10点,他是10点到12点。我值完班,轮到他了。可他只在门口的凳子上坐了一会儿,就没了影儿。我又气又急,只好替他。一直到将近12点了,他不紧不慢地回来了。我问他:“你老小子往哪儿去了?”他说:“我去百货公司转了一圈儿。”我说:“你知道你的任务么?‘走资派’跑了,你吃不了兜着走,连我也跟着倒霉。”他晃了晃脑袋,嘿嘿两声,一字一顿地说:“他跑?他傻呀?他跑了再往哪里领工资去?”一句话,我茅塞顿开。的确,那个时代,人们都驯顺得如笼子里的鸟,即使打开了笼子门,也不敢、也不想飞出笼门一步的。 


  老马,是我们的组长,党员,人很老实,老实得有点过了头儿。凭他的长相就令人起敬,他长得很像当时的“副统帅”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之初,正是山雨欲来之际,这位马“副统帅”竟夹上被褥去公安局要求去坐牢,公安局的人把他送了回来。人们这才知道,他过去曾有过一点点芝麻粒大的历史问题。造反派很清楚,他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。既不是问题,就好好地活着吧。不,没有进了公安局去坐牢,还有第二手,自己把自己吊死了。 


  再说个自杀未遂的。仍是那位棋迷“走资派”,他自杀被人发现,送到医院去抢救,又救活了。每天,要派人陪床值班。值班的人,既不是响当当的造反派(他们不能去伺候自杀的反革命,有失自己的立场),也不是待罪的反革命,只限于不人不鬼有各种各样缺点错误的落后分子。我恰符合这个条件,当然责无旁贷。 


  十多天后,“走资派”恢复了意识,也能用手在墙上比划着写字表达了,于是,我的好奇心起来了。


  我问:“你自杀时,怕不怕?” 


  他说:“我最怕的是你们,怕被你们发现了死不成。”又说,“我现在才明白,用刀抹脖子,不能冲着前边,应是左边,动脉血管在左边。” 

他的话,使我从相反的方面明白了一点:凡是大喊大叫着要上吊或是跳井的,你放心,他绝不想死。 


  文化局局长,是正厅级,资格老,闹过学潮,闹过暴动,也是当然的大“走资派”。以前他在台上作报告时的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样儿我见过;后来他在台上的剃了半个阴阳头被“批倒批臭”的样儿我也见过。

 
  我和文化局长,同在干校劳动,已是1972年之后了。造反派和工宣队他们所谓的后台,陈伯达被揪出来了,林彪叛逃摔死了,他们也泄了底气,对我们的管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这时已是冬天,也没活儿干了(其实工宣队也不大愿意让我们干活,因为我们干活,他们也得陪着干活,而且还需要做出表率)。可是,人吃饱了,无所事事也难受。精力总得有所发泄。不知是谁发现了,省第二监狱里养的大黑狗,欺侮我们干校里的大花狗。一传俩,俩传仨,都知道了,都义愤填膺了。不行,一定要杀杀大黑狗的威风,长长我们大花狗的志气。有一天,那大黑狗又上门叫阵了,大花狗又要夹起尾巴了。这时齐大伙围了上去,冲着大花狗: 


  “上!上!咬去!狗日的!” 


  “你它妈的,上啊!” 


  “我日你奶奶的,快上!” 


  大花狗不上,人上,一起朝着大黑狗进攻了。

 
  你猜这伙人里除了我们一般干部还有谁?有副处长,有处长,还有我们的文化局长。动口还动手,脏话冲天,土坷垃乱飞。那大黑狗屁滚尿流而逃。 


  我瞅得真真的,我们的局长揎拳捋袖,那个投入,那个认真,那个与大黑狗势不两立的仇恨,那个“妈的,妈的”,至今想来,仍历历如昨日。你想,假如没有“文化大革命”,能看到这情景?假如没有经过“批倒批臭”的“洗礼”,能放下架子与狗斗,且其乐无穷?能骂出那些脏话来? 


  后来,平反了,落实政策了,局长又成了局长了,又在台上作报告了,又是一副尊严面孔了。再想看看那斗狗的架式,对不起,过了那个村,没了那个店了。 


  在干校,一到冬天,每天除了学习、积肥,尚有闲暇。为了打发时光,有的做小木盒,有的逗狗,有的拿张报纸翻来覆去地看,有的躺在床上抽烟瞅房顶……我是绘制《西游记》人物,给小孩做玩具:在三合板上画上方寸大小的人形,然后用手弓子依其形锯下来,再描线设色,涂上透明漆。梁斌坐在不远处的椅子上晒太阳,眯眼打盹。一忽儿走过来瞅一眼《西游记》人物,又回去打盹,一忽儿又走过来瞅一眼《西游记》人物。谁也不说话,天天如此。我的《西游记》人物只得过一句评语,是出自我的美术同行口中:“我看,你又快要挨批斗了!”这时,我心中也有底数:强弩之末,不能穿鲁缟。

 
  最后说说我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开场锣是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,平素里,我所接触的大多是“思想不健康”的“落后分子”,喜欢读的多是所谓的“乌七八糟”的“封、资、修”,这在我的单位里已是人所共知。你想,一旦“横扫”过来,舍我其谁?岂料,刚刚要“扫”哩,忽又“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了。又岂料,刚刚把“走资派”关进“牛棚”,原先揪斗“走资派”的“造反派”又被另一伙“造反派”揪斗了。幻化莫测如“阳羡鹅笼”,我给搞糊涂了。 


  逍遥到1970年,大字报铺天盖地、万箭齐发冲我来了。意料之中的“牛鬼”没当上,竟当上了意料之外的“反革命黑高参”。躲过初一,躲不过十五了。等着挨揪吧。且打住话头,再讲讲“揪人”是怎么个揪法。你见过猫捉老鼠么?它是乘其不备猛地扑过去,就这一下子,老鼠就吓个半死了。“造反派”揪人,颇似这一手。比如,要揪斗你了,表面上不动声色,若无其事。可是正当你毫无防备的时候,猛然大喝一声:“揪出×××!”你还没反应过来,两条胳膊早给扭起来了。要的就是这威慑力。这场合我见多了。

 
  每开群众大会(惯常是在群众大会上揪人),就提心吊胆。一次,两次,直至无数次,还不见动静,我有点心急了。怎地还不揪我?又有一次开群众大会,我再也忘不了这次群众大会。这次大会是专门批斗反革命小集团头子×××(据说我就是这个小集团的黑高参),这时群众已集合完毕坐在会场里了。台上仍在布置,我听到台上一“造反派”头头指指台上中间说:“让反革命×××站在这儿。”又指指两边说:“让那两个站这儿。”他说的“那两个”中的一个,我猜摸着就是我。那一个呢,我忘了告诉你了,就是这个反革命小集团里的黑干将。这时我俩紧坐在一起。突然,造反派头头喊了一声:“肃静。宣布批斗反革命分子×××大会开始。把反革命分子带上来!”只听屋子外杂沓的跑步声由远而近,一拥而入。两个扭着一个,冲至前台,一个“喷气式”,像戏台上的“亮相”,“定格”在那儿。紧接着造反派头头又大喊一声:“带那两个!”你猜我当时是何感受?我的心中咚咚两声,像被电击了两下子,突然似乎一切都停止了,眼睛异乎寻常地明亮起来,听觉也敏锐了。心里首先冒出的一句是:上了台去,不能孬种!我瞅了一眼“黑干将”,不知是幻觉还是真的,他的脖子刷地白了,一直白到腮帮子。这一切都是刹那间事。随着那“造反派”头头的话音,又带上了两个。不是我俩,是早已被揪出的另外两个“反革命”。 


  本来紧锣密鼓杀气腾腾冲我来了,不只大字报贴了满院子,工宣队又三令五申:交代吧!写大字报也可,写小字报也可,个别谈话也可。我是既不写大字报,也不写小字报,更不个别谈话。每逢批斗那“反革命”头头时,我也明白是要看我的“表现”哩。我是“徐庶进曹营”,一言不发。一句话,我的倔劲上来了,豁出去了。从麦苗一尺来高到麦子收割,到玉米结穗儿,你猜怎么样?那“黑高参”竟稀里糊涂,不提不问了,就像没那回事儿。我糊里糊涂地从学习班又进了干校,糊涂了两年之后才得知,那个反革命集团,纯属子虚乌有。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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